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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扩招20年⑾朝花夕拾,乡村少年大学梦

发布时间:2019/09/04
每年6月下旬,是高考放榜的季节, 又是中考的季节。过去中考在先,还是6月下旬, 7月上旬才是高考。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,要上大学,中考比高考还关键。能进好的高中,就可以一路搭上顺风车, 考上大学。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, 都是在初中升高中这个瓶颈上被卡住的。
农村基础教育和师资条件远远比不上城市,家庭所拥有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资本更加缺乏。乡村少年,一路走来,十年寒窗。高考之于农家子弟,如历史上的科举,若金榜题名,从此可以放飞理想;若名落孙山,一切归零。
何炳棣在其《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》一书中以明清两代的进士中很多出身于三代无功名的“寒门”的事实,来说明科举制为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典范,实在是历史学家对统计数据的误读。中国1950年代以来通过户籍制度实施严格的城乡分割,高等教育为乡村少年“农转非”提供了一条狭窄、但颇为制度化的向上流动渠道。

我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南部的一个村子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村庄还很偏僻,一条大河,与邻县相隔,到乡镇中心,主要是土路和石子路,徒步走要近一个小时。100年前,这里生活的饥苦,可想而知。那一年,也就是1919年,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,戴安邦 (1901-1999),上的是著名的金陵大学。
据网上(华人百科)介绍,“戴安邦1901年4月30号出生于江苏省镇江丹徒县南部丘陵地区的农村家庭。家有少量土地,童年即随家人在地里劳动,而收获有限,当地乡民均甚贫苦 …..”。戴安邦1929年留学美国,193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,后返金陵大学/南京大学任教, 是中科院院士,中国著名无机化学家和配位化学的奠基人。
我小的时候,就知道村里出过这样一个名人。我就读的村办小学,就在戴安邦家旁边。据说是他留学回国后,用金陵大学做教授的薪水,造了那幢远近几十里最高的房子,供养他的继母。我因为读书好,长辈中就有更多的人把道听途说的故事讲给我听,可能觉得我会有兴趣听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上大学时,我的四爷爷还绘声绘色地和我说起他七岁年, 目睹戴安邦留洋归来的热闹场面。我到上海之后,从一个本家长辈那里,听到更多的关于他的故事。
戴安邦不是“富二代”,父亲在镇江帮洋人看教堂。据说一次教堂骚乱,洋人都跑了。等到事件平息后,洋人回来发现教堂毫发无损,为了报答看门人守护有功,问他有何需要。守门人说,别无他求,只愿儿子有书读。
这个故事,似乎是真的。据网上的介绍,他读完私塾后,入读镇江私立润州中学,这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一所中学,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就在这所学校教过他。他后来一路入读的金陵大学也是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大学。网上资料称,他入学之后第四学期因学费困难,半工半读,才完成学业。大学毕业工作四年后,又获奖学金, 继续深造。
我与这位同村前辈从来没见过,只在《中学生数理化》的封面上看到过照片。我没有直接从戴安邦获得过什么帮助,但是榜样“role model”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。1996年我出国留学时,是本村第二个出国的,距离戴安邦1928年赴美,已整整68年了。60多年,一个甲子,中国的农村,有变的,也有不变的,不变的是生活的艰辛和教育资源的匮乏。

我成长就学的时代,正值改革开放之初。那时没有学前教育,我没有上过幼儿园。正规教育是从小学开始。村子南边, 一排房子,两间教室,外加一间老师办公室。课桌是有的,凳子却要学生自己带。小学生除了每天背书包,还要带板凳。因为学生少,四个年级,分成两个班。一、三年级在一个教室。二、四年级在另外一个教室。一节课45分钟,老师先给一年级讲大约20分多钟左右,然后布置作业,再给三年级讲。所以我在上一年级课的同时在听三年级的课。比张艺谋的电影《一个都不能少》中水泉小学的课堂情形, 稍好一点。教学质量, 可想而知。
八十年代初,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 家庭的经济功能越来越突显。父亲在外工作, 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个, 种地谋生, 终日劳作。为了多挣一点钱, 还找了村办鞋厂糊纸盒的活。从轧纸板、钉盒子、到贴商标,大部分活都是我们三人包办。一天最多的时候可以做两百个盒子,赚两块钱。分田到户之后,还有一件事就是放牛。生产队的地可以分了, 牛不能分。一头牛平时由各家轮流放养。轮到我家时,这个工作主要由我负责。因为牛在草地上吃草时, 我还可以有时间看看书。
小学升初中,我连乡镇中心中学都没考上,只好进了附近三个村联办的初级中学。中学原是一座庙宇,破四旧的时候拆了庙盖的。老师中很少有从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。初中开始需要教英语, 可到处找不到英语老师, 最后找到一个学过英语,刚刚落榜的高中生。 他当时大概18岁都不到,没有教学经验,上课时也没有老师的权威,经常和学生扭打在一起。这个的学校,高中升学率,好几年都是零。因为看不到希望,很多家长觉得不如早点挣钱。不少同学上了一两年,就不来了。刚入学的时候初一分两个班,一个班有55人, 大约共110人。读完初中最后起参加中考的,包括我自己,一共只剩下27人。
与戴安邦时代不一样的是,1950年代之后有了户籍制度,教育机会也同样分隔为城乡。城市中好的中学,农村学生一般不能报考。留在农村家门口上学,方便省钱,但看不到任何继续升学的希望。这个时候,命运给了一个偶然的机会, 我转到了父亲工作的国企单位职工子弟学校借读。
子弟学校位于邻近的一个江滨小镇,硬件很好,老师中不少是上海到各地支边或下放的知青,因为无法回到上海,就在附近地区安顿下来。子弟中学属市区管,我因为没有户口,就没有学籍,只算借读。学生主要是职工子弟,学习氛围也不好,升学率也很低,学生大部分混个职业高中,毕业后进厂工作。在镇上读书的两年,物质条件相对好一些。我住在父亲的集体宿舍里,能在单位食堂自己吃饭。由于免除了不少农活家务,自己支配的时间也多了。我有些零花钱,可以到小镇书店买自己感兴趣的书,还可以借阅单位图书室的大量小说。
父母每天和我们念叨的, 也是如何要努力学习,跨过户口这道门槛,才能长远享受稳定和安逸的生活。上完初中升高中,还是要回到户口和学籍所在地的联办中学报考。我的梦想其实是考上中师, 做一个小学老师,因为这样马上可以“农转非”。八十年代,中专中师在农村都是先录取成绩最好的学生,其后再由普通高中录取。那一年,我考了一个不上不下的分数,只好捏着鼻子,乖乖地上普通高中,继续面临着三年的不确定。人生没有退路,没有选择。

中学虽然是全县最好的重点中学,却不在县城,当时的县城在镇江。中学建于1950年代,主要面向全县各乡镇招生。学校虽说在某镇, 其实是在一个附近村子的东岳古庙里。青石板路,一条长长的巷子,走到镇上也需要半个多小时。因为农村学生占大多数,没有商品粮配给,吃饭是需要自己带米的,每天自己在食堂里淘米蒸饭。每个来到这里的学生, 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, 就是考上大学,颇有今天衡水中学的色彩。
所有学生寄宿在校,半军事化管理,按时起床,按时熄灯。每个星期,只有周末外出自由活动的时间。能到镇上洗个澡,看场电影,已是难得的奢侈。学校允许一个月回一次家,背袋大米,带罐咸菜,增加补给。从学校回一趟家也不容易,先要走到镇上, 坐一趟公交车,到另外一个镇再搭长途汽车。每天班次不多,错过一班就得等好久, 下车之后,还要步行10里才能到家。 
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的研究小组,在《无声的革命》一书中分析建国后北京大学学籍档案资料,发现比起其他省份,来自江苏省的学生,社会来源更加多元化。他们认为,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省内优质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、城乡之间的相对均等化,保证每个县至少有一所省重点中学。我们的中学, 就是江苏省首批确立的96所重点中学之一。中学周围,除了背后的荒山,门口一个以卖萝卜干为主业的小商店,横在村外的一条小河外,没有其他诱惑,据说这样可以使学生安心读书。八十年代,多少农家子弟,在此寒窗苦读,放飞理想。那时候,中学每年都有考上北大、清华的。
当然,理想并非人人都可以实现。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,高考前还要举行一个模拟考试。模考没过,就不能参加高考。每年一个班上总有几个,苦读三年,最后连进考场试一试的机会都没有。以今天的标准看, 真的是很不公平。记得学校都是要一个个地做学生和家长的工作,把学生护送回家。我与那几个没有参加高考的同学,从此人生没有交集,不知道后来怎样。
还清楚地记得,高考之后,7月10号晨雾之中, 母亲立在校门口。两个麻袋, 一根扁担。一头是被褥行李,另一头是课本书籍,后面是忐忑的我。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。
我因为考得不错,消息是通过广播宣布的。很多人都这么说,我竟然错过了。第二天想听重播也没有听到,自然是半信半疑。当考分通知书寄达时,我正在帮忙砌柴房,满手都是泥浆,不方便拆,自然也就没欣喜若狂的心情。大学的正式录取通知书,按规定要寄到学校,由本人或家长亲自领取。那时候没有电话,也没有手机,我下午赶到学校的时候,父亲已先我一步,将录取通知书取走了。当天晚上,家里摆了酒席请客,庆祝我考上大学。我不但空手而归,在转车时没赶上末班长途车,步行回家,24里路,赶到家,已快晚上9点,客人已经散去。人生中这么一个high的时刻,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。
最近这几年, 因为交通便利的缘故,可以常常回到家乡。偶尔有些时间,故地重游。我就读的小学和联办中学,校舍都已经废弃, 风雨斑驳。小镇上的职工子弟学校,在国企改革中也关门了。高中还在,却是几十公里之外易地重建的。现在农村读书,大概没有人是为了转户口这么一个单纯的目标,因为农村现在的生活,也没那么差了。大部分人家的孩子, 要么去镇上, 要么去更远的城区,或邻近的丹阳市,有更多更好的学校。户口本身似乎不再成为障碍,拼的却是家庭的各种资源。

今年夏天回老家,听到几则好消息。
表弟的儿子在重点中学丹阳中学毕业, 高考上了一本线。表弟的父母目不识丁,他自己也只上完初中,为了儿子读书,一个人在城里学校旁租房打工陪读,一共六年,很不容易。
另外一个亲戚,也只是初中毕业,他的孩子,刚刚被丹阳中学实验班提前录取,据说不出意外,上个一本应该没有问题。
他们都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,我在兴奋之余,多少有点忐忑。欣慰的是,在当今社会到处哀叹“寒门难出贵子”的时代, 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。“寒门出贵子”,其实从来没有容易过。从个体角度看, 成功的向上流动, 要有父母的执着, 要有公平机会享受好的学校教育, 要有希望和努力, 最后还要有点运气。这个人生道理, 100年前如此, 30多年前如此,现在和将来也是如此。
(作者吴晓刚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与公共政策学部讲席教授)